奖项揭晓后，李文辉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。
记者：您的研究揭示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分子机理，有助于开发出有效的药物。目前，您的团队是否围绕成果开展药物研发？进程如何？
李文辉：2012年，我们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人的受体为钠离子-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（NTCP）。自此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关注如何能把科学认识转化成改变诊疗实践的药物。
目前的目标就是临床治愈乙肝，也称“功能性治愈”，以使病人不必再长期服药。基于新的作用机制和靶点，我们和合作伙伴开发的药物HH-003已经进入临床二期试验阶段。目前乙肝临床试验结果符合预期，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。可以皮下给药的HH-006也已在澳大利亚开展临床试验。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都用NTCP作为受体，HH-003在治疗丁肝病人中也已显示出了突出的疗效和前景。
记者：您在博士后期间率先发现了SARS病毒受体，为什么后来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向乙肝病毒？
李文辉：2003年，我们发现了非典病毒的受体ACE2，并做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工作，这些工作在概念方面有前导作用，比较坚实，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有借鉴意义。
我对乙肝病毒更感兴趣，它危害巨大，感染人数远超丙肝和艾滋病的总和，且治疗效果仍需改进，但其生物学机制复杂，充满挑战，所以我后来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乙肝病毒上。
记者：新冠药物HH-120目前临床试验的进展如何？有什么特点？
李文辉：“120”这个词就是紧急的。新冠疫情发生以后，我们的实验室马上开展相关研究。
HH-120的最大特点是抗突变，从刚开始的原始株，到Alpha(阿尔法)、Beta(贝塔)、Gamma(伽马)、Delta(德尔塔)，再到现在的奥密克戎（Omicron），效果都挺好的。我们的合作伙伴华辉安健还研发出雾化吸入剂、鼻喷雾剂，用于预防或治疗，已经在中国、澳大利亚、南非进行临床试验工作了，进展顺利。
HH-120还相当安全，因为它不进入血液，所以对安全性有更高要求的群体包括怀孕的女性、肝肾功能有问题的病人都可以用。当然这些都还是未来时，我们在积极地推进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给大家提供可靠的药物。
记者：您在2007年辞去哈佛大学教职，回国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。这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李文辉：我曾在波士顿学习、工作，期间也做了关于非典的研究。后来我希望研究乙肝，但它在美国并不处于疾病谱前端，经费也有限。所以我就选择了回国。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。
记者：您来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之后，是多长时间开始有“产出”的？没有“产出”的时候得到了怎样的支持？
李文辉：“产出”这个词比较模糊。严格来说，没有实际科学价值的论文不是产出，对科学认知真正有提升的，才是产出。
科研更像在密林里爬山，而不是在操场上跑步。我们要一直往上攀爬、去探险，可能要到一定高度或登上山顶之后，才会看到以前未见的风景，把这些风景写成科学论文发表，跟大家汇报分享。
记者：基础科研往往是艰苦寂寞的。请您给年轻科研工作者一些寄语。
李文辉：做好任何事情，可能都会是艰苦和寂寞的吧。我一直喜欢说：要做正确的事，即使它很难。
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树立科学品位很重要。我鼓励和支持我的学生早早去爬很高的险峰，让他们在这过程中锻炼和成长，不赞成他们就去爬一座小矮山，然后站在山顶写游记去描述普通的风景。
记者：您是否想到自己会获得未来科学大奖？
李文辉：未来科学大奖是很有影响力的，我之前也有些了解。但我没想这么多，就像刚才说的，我只管做自己喜欢而擅长的事，其他的可遇不可求。
记者：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，您是如何看待工作的压力？业余时间喜欢用什么方式调节？
李文辉：不要把压力太当真，因为无论你当不当真，它都在那儿。我的爱好不是很多，最喜欢读文献，看数据和思考项目，这是一种智力游戏。
我喜欢骑车，很喜欢风吹过耳边的感觉。坐下休息的时候，听音乐、看电影。
记者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创新。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？
李文辉：最好的创新源自一种内生的动力，你不满足于已知的东西，想达到别人没有达到的高度。需要帮助和引导学生，说明学习本身不是目的，创造和贡献才是目的。要想创新就不能“想赢怕输”瞻前顾后。勇于实践，工作中实事求是，要么做活，要么证明此路不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