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：请介绍下这次获奖的研究成果。

周俭民：病虫害对农业生产和环境都存在巨大危害。100多年前，有英国学者发现了植物的抗病基因，也就是植物自身具有抵抗病虫害的能力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科学家就能够做到克隆抗病基因，但并不清楚它的蛋白结构和机制，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。打个比方，抗病基因像是调动免疫系统的总指挥，它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去抵抗病原，但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发了什么命令。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它如何发指令、发了什么指令。

理论跟实际应用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。未来，我们也许能够去设计植物里面的抗病基因，使之获得更强大的功能，抵抗更多病虫害，进一步减少农药的使用。

记者：柴老师和周老师合作了19年。请问这种科研合作怎么才能保持长期、深入？

周俭民：合作是需要自然发生的事情，硬往一块去组合，很多时候是不行的。我和柴老师能合作19年，有几条原因。首先，我们的专业方向、技能、知识是互补的，不是说大家发文章挂个名字，这个不叫合作，而是有实质性的相互促进。

第二点共同的兴趣和相互信任也很重要。我们都不计较名字谁在前谁在后。还有，柴老师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盯住一个事情之后，推进速度非常快。我曾经是给过这么一个评价，就是我们整个植物抗病领域，因为柴老师的加入而提速了至少5~10年。

柴继杰：我和周老师有近20年的合作，整个过程卓有成效又非常愉快，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。我们都很执着于科学研究，都不是社交达人，在研究问题上都很专注，也从来没有因为发文章署名这一类的问题闹矛盾。

记者：两位老师是怎么走进抗病小体的研究领域的？

周俭民：完全是好奇心。我从小在城里长大的，对农村实际问题了解的比较少。读硕士时，我的导师建议我去旁听一门课，是一位院士讲的植物免疫学，我学了之后就觉得太神奇了，一直忘不掉，学的越多，发现这里面就是越有趣。

记者：柴老师曾经在丹东的造纸厂做过工程师。您为什么会抛弃铁饭碗，去探索科学领域？

柴继杰：我离开那个造纸厂并不是为了探索科学，而是自己不是很适合那个环境。从造纸厂离开时，父母不是很同意，他们会说这工作很稳定，还折腾啥。当时石油行业如日中天。我的想法非常朴素，就是希望找一个工资高、福利好的工作，所以就报考了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。一开始感觉还不错，但是读了两年之后，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让自己特别嗨的地方。

考博我考的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北京药物研究所，专业是有机合成，考试也确实通过了。但是有机合成的老师把我推荐了另外一个导师，主要研究晶体学，我从那时踏入了结构生物学的大门。

记者：是什么支持着您不断继续科研？

周俭民：每个科学家的个性、经历都不同，但是有些共性，比如加班加点也不觉得特别累。主要原因是兴趣。可能早期有一些小的进步，自信心会增加，然后就会持续做下去，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
记者：您怎么面对科研中的挫折？

周俭民：大概是在2007年，我们提到了“诱饵模型”。这跟当时的主流观点有冲突。当时，我们的挫败感是非常强烈的，尤其对学生会有些大的冲击。但是我慢慢意识到，科学的发现不光是要说服自己，还要说服同行，包括那些最权威的同行。没有别的捷径，我们只能去不断地去寻找新的证据，用事实说话。这需要勇气、耐心和策略。

记者：您对青年科研工作者有什么寄语？

周俭民：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，因为你可以去追逐你的梦想，满足你的好奇心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等你去发现。科研的道路比较长，但没必要被吓到，大家都是一点点成长，然后接触科研，有了一点成绩就接着做，越做越感兴趣。

科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争强好胜：我能做出来，比别人做出来还更早。敢接受挑战的孩子特别适合。

柴继杰：有一个特质我认为非常有用，就是沟通交流这种能力，这可能是我们中国学生相对国外学生比较欠缺。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能讲明白，这非常重要。另一个是写作能力，也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