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 李晨阳
“我觉得我们现在对‘原创性’的过度强调，是一种浮躁和不自信的表现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教授李亚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，“每当我们学术界的一些朋友说某项工作是‘从0到1’的原创性成果时，我就会半开玩笑地提醒他：一定要小心。”
8月16日，2024未来科学大奖获奖名单揭晓，李亚栋与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共享本届物质科学奖。
尽管获奖理由是“对‘单原子催化’的发展和应用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”，但一贯直言快语的李亚栋，坦言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“从0到1”。
在他看来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，几乎很难取得所谓“从0到1”的原创性成果。今天所报道的任何一项科技成果的创新，包括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，几乎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。过度强调自己工作的“原创性”，是一种缺乏科学常识、盲目迎合外在评价标准的体现。
以下是主要访谈内容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
我们看到你的学术生涯并不是一路笔直向前的。你曾说自己在大学期间的成绩并不拔尖，而且大学毕业后曾有一段在中学任教的经历，你是如何回到科研轨道上的，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你？
李亚栋：
我的大学成绩单上，化学专业基础科目的成绩记录的确并不突出，但并不是我没学好这些课程。
大学几年，我几乎很少交作业，但课本和参考书上的习题几乎没有不会做的，这是因为我不喜欢按部就班地按照标准答案的方法抄题、做题，宁肯多花时间去阅读、去思考，扩充知识面。所以我一直很自信，觉得我只要愿意学，就能学好。
我在家中排行老大。1986年，我从安徽师范大学大学毕业时，弟弟、妹妹在中小学读书表现一般，很可能考不上大学。因此我选择回到家乡一所中学任教，教了两年书，顺便也把弟弟、妹妹的学习带上路。
1988年，我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。在中国科大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优秀。同学中有不少来自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名校。在一起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几年里，我发现自己和他们相比并不差，花点力气、努把力，应该也能成为一个二三流的学者。我就这样慢慢走上了科研道路。
毕业留校那几年，家庭压力很大。那个时候我和妻子在校外租房子住，还有了孩子，经济上吃紧，做学问也不安心。我那时候还是有想法的，想去公司，给孩子挣点奶粉钱。
到了1993年，学校政策有了变化。据说当时有规定，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以后就不能提教授。那时我原本在学校做助教，负责帮主讲老师批改学生作业、答疑，带学生做实验，利用业余时间在外面公司兼职，挣点外快。不得已又回头来读在职博士。
虽然曲折，但我就这样慢慢地对化学有了兴趣，觉得自己可以靠这个吃饭。
所以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，早期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，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兴趣。只要不把自信心丢掉，只要后来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这个人就有救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
你经常强调“异常勤奋”的重要性。这和你人生经历中这种兜兜转转，不按部就班、循规蹈矩的状态是否不太一致？
李亚栋：
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我从小养成一个习惯——几乎每天5点左右就醒了——可能是受我母亲有早起习惯的影响。后来互联网发达起来，我就用早起赢得的这段宝贵时间大量阅读文献，在我关注的领域看那些最新上线的论文。看到有重要的东西，就发给组里的学生和博士后。
以前，我常和组里的学生们讲俏皮话，说如果你们看到一篇本领域我没读过的重要文献，只要你发给我，我就给你100块钱。
这就体现出异常勤奋的意义：你想做好任何事情，就要对这个领域里面所有的东西了如指掌，然后通过独立思考寻找该领域的机遇，并应对挑战。
我们都知道，聪明的人往往更容易走捷径。就像中学生解数学题一样，通常聪明的学生只要三下两下，就把难题解决了。但人生中你所遇到的难题，仅仅靠付出一点点努力，投机取巧、走捷径是没法实现的。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、宏伟的目标，一定要长期付出艰苦的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。
我始终坚信成功之路从不孤单，难走之路从不拥挤；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，也没有碰巧的成功；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也没有白吃的苦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
你曾经提到过自己的人生规划：40岁以前，以关注所在领域的重大问题、挑战前沿领域作为首要目标；40岁以后，开始挑战“自己的方向”，做“自己的问题”，开拓“自己的领域”。为什么要选择40岁这个节点呢？40岁后才“做自己”会不会有点晚？
李亚栋：
中国有一句古话叫“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”。一个科学家的人生轨迹，正常本科毕业大概20岁出头，博士毕业再加两年博士后接近30岁。
在这个阶段，我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科研不顺、论文出现挫折的时候，或者是没拿到“人才帽子”的时候，恨不得全社会取消所有论文要求，把各种“人才帽子”也全去掉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
“不唯论文”不是说不发论文，“不唯帽子”也不是要丢掉所有荣誉和头衔。年轻人还是应该接受挑战，你如果连把论文写在纸上都做不到，又怎么可能真的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呢？
大家应该趁着还年轻，更开放地去学习、去接受新的东西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，通过自身不断积累和努力，在国际前沿热点领域去亮剑，尽可能多地发表一些有影响的论文。这个过程中，你能学到很多、积累很多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突破的方向。
这个突破的方向怎么去找？你在做课题的时候，首先要问自己：这个领域的机遇是什么？挑战是什么？
往往我们入门的时候不容易找得准。可能你认为是机遇的，不一定真是机遇；你认为是挑战的，不一定真是关键的地方。这涉及一定的经验。但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了十年八年，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，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。
这样算下来，大约在40岁左右，你能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拥有自己的领地，做出贴上了自己标签的代表性工作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
我们的读者中，有很多有志于科研的青年群体，关于科研创新、关于个人成长，你有哪些想要和他们分享的观察和思考？
李亚栋：
我经常向我的学生介绍一个“333”法则：三分之一的时间看文献、读书、总结、学习别人；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思考，提出自己的计划、设计自己的方案；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实验，把你的方案实施出来。
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思考，最高级的勤奋就是思考。在任何创造性工作过程中，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独立思考。
另外，我想谈谈我对原始创新的看法。
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说法是“从0到1”，但世界上几乎没有无中生有的创新。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，在长期坚持中，找到了机遇、赢得了挑战，发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。
如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量子点研究，薛其坤教授等发现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，都是源于一个疑问、一个对反常现象的未知。至今我还不知道，谁有意做“原始创新”，并且做出了“原始创新”的工作。
包括我们做的“单原子催化”，早在1925年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名叫泰勒的科学家，指出一种雷尼镍催化剂最顶尖位置的那个镍原子，就是一个单原子的活性位点，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关于“单原子催化”的认识。
几乎任何一项新的科学研究，多则花上几天时间去检索，都能找出是谁最早触及了这个问题。只不过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知识与方法，把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了一步、发展了一步。
否认这些，一味强调所谓原始创新，是另一种浮躁和不自信的表现。
我在参加评审一些人才项目、奖项等荣誉的时候，如果看到有人动不动就说自己引领了国际，就会给他打个“差评”。
做科研，应该是很多人在不同领域、不同方向找到不同的问题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艰苦的事，把这个领域向前推，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。绝对不能鼓励投机取巧。
我们应当鼓励那些踏踏实实在某个领域长期坚持独立思考、做“量”的积累的科技工作者。尊重科学规律，就一定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。
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足以证明，按目前的发展势头，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足够的耐心、信心、恒心，中国科学家一定会为世界科技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，造福人类。
正如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：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，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