盧煜明教授的無創產前檢測造福全世界懷孕婦女。（政府新聞處）
導讀：10月30日至11月3日為未來科學大獎周，頭炮為科技論壇，假科技大學探討「趨勢見未來──AI前沿探索與實踐創新」。未來科學大獎設立於2016年，由科學家和企業家群體共同發起，主要關注原創性的基礎科學研究，首屆其中一名獲獎者正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、候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煜明教授、香港科學院院長，他是2016年未來科學大獎─生命科學獎唯一得主。
未來科學大獎周是2024國際及香港盛事，除了前沿科學探討，今年聚焦科普，特別在香港科學館擺展，並讓中學生有機會跟今屆得獎者、大科學家現場對話，提升大家認識什麼是科學、為什麼讀科學、通過科學可以如何改變世界、造福人類。本社獲授權以書摘形式轉載4位大中華區未來科學大獎獲獎者的訪談實錄，禮贊科學成就，並讓社會人士藉由科學家本人視角去了解一位科學家是如何養成的，科學如何改變未來，科學精神將如何影響中國、影響世界、影響下一代。
今期人物是無創產前檢測之父盧煜明教授，他將於2025年1月8日履新接替段崇智成為第九任校長。盧教授202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，2021年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生物學科皇家獎章得主，也是該獎項成立近200年以來首位華人得獎者，以表揚他憑藉血漿DNA診斷技術，開創無創產前診斷、早期診斷唐氏綜合症和多種遺傳病，奠下液體檢驗基礎的革命性成就，全球每年數以百萬計孕婦因此受惠。
其實當時我也有過打算去史丹福大學學習工程學，最終我還是覺得自己更喜歡生物一些，而且劍橋的歷史比史丹福更悠久。如果喜歡歷史文化，歐洲國家，諸如英、法、意都是很棒的選擇。不過從科研角度來說，美國目前還是領先的。美國有更多的諾獎得主，頂尖大學也比英國多一些。
在劍橋與現在及未來諾獎得主一同學習
生理學是我最喜歡的科目之一，因為劍橋的生理學很強，出過霍奇金（Sir Alan Hodgkin）和赫胥黎（Sir Andrew Fielding Huxley） 這樣的諾貝爾獎得主（編按：196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共同得獎）。劍橋的遺傳學和免疫學也很強，雖然學起來很難，不過我很喜歡。
我還記得1984年單克隆抗體技術榮獲了諾貝爾獎。當時我正在上課，有人突然沖進來宣布自己得了諾獎（編按：英國科學家米爾斯坦和柯勒，1984 年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共同得主）。這都讓我記憶猶新。
劍橋的伊曼紐爾學院（Emmanuel College, University of Cambridge）和香港的學院非常不同。我去的那年適逢伊曼紐爾學院建院400周年。 哈佛大學的創始人約翰·哈佛就是伊曼紐爾學院畢業的。這裏的建築非常美。劍橋大學整體的風景都非常好，就像個小村莊一樣。有些學院是沿河修建的，很漂亮。你會跟其他學院的學生一起上大課，這些學生也會邀請你去他們學院參加晚宴，這是個很好的社交機會。
盧煜明入讀劍橋伊曼紐爾學院時，適逢建院 400周年。（Wikimedia Commons）
教授反詰「你怎麼知道課本裏的內容就一定對？」
不同學院之間會相互競爭，很有意思的。雖然我在的時候，學院之間的競爭還不算特別激烈，但是不同學院的學生是由不同的老師教的，每年劍橋都有各學院的成績排行榜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學院能拔得頭籌。幸運的是，我們伊曼紐爾學院總是能表現優異。
在劍橋我得以與很多優秀的科學家互動，並近距離觀察他們。我還記得在劍橋的第一節課是由約翰·巴特菲爾德教授對所有醫學系學生講授的。他說在座的有5%的學生會在未來為醫學做出名垂青史的貢獻，而他們的目標就是啟發5%的學生。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。因為在很多醫學院，教授的目標都是培養醫生，而不會對你寄予名垂青史的厚望。
另外一位老師是伊曼紐爾學院的巴恩斯教授，我記得有次上課時， 他向我提了一個生理學上的問題，我轉述了課本上的話。他顯得很不滿意，說：「你的答案是哪來的？」我說：「書上這麼寫的。」他說：「你怎麼知道課本裏的內容就一定對？」他想聽到的是支撐書上觀點的實驗證據。我將他的教誨深深刻在了腦海裏。
作為科學家，你必須時刻保持謹慎，勇於提出質疑。直到今日我也是這麼做的，雖然這句話是我 40 年前聽到的。為人師表一句話，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。
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在很多大學，老師會批改你的作業。而在劍橋，有些老師會讓你在其他同學面前朗讀你的作業，大家一起討論。這樣不僅老師會批改你的作業，你也能聽到其他同學的作業內容，知道其他人會犯哪些錯。
年輕時在牛津大學念醫科的盧煜明教授。（盧煜明教授提供）
成績好可當「學者」，一周餐點免費
在英國期間我瘦得不到50公斤，老實說，大學裏的飯菜就沒有好吃的。學校附近倒是有中餐館，但對於學生來說太貴了。我會自己做飯，但我不太擅長烹飪，所以總是煮速食麵。而且英國的商店關門很早，下午5點半基本就都關了，什麼也買不了，那時也沒有美團這樣的外賣平台。我自己不開車，也很少去倫敦下館子。那時候學校裏的中國學生很少，我們學院只有3個香港學生。不過這也有好的一 面，就是迫使你不得不去跟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學生交流。
在我們學院，如果你成績好，大家會叫你「學者」，我就有幸當過。作為「學者」，整整一周的晚餐時間都要帶領大家做餐前禱告，禱告詞是拉丁文。當我禱告時，很多人都瞪大了眼睛看我，可能是我發音怪怪的吧。不過「學者」可以得到一周的免費餐點，這點還是蠻不錯的。另外，在劍橋，上課總是會晚5分鐘開始。如果是9點鐘上課，老師會9點5分才來，這跟我們亞洲國家的準時傳統不一樣。 劍橋的導師會一人管理兩到三個學生。你去找他們輔導的時候，他們會先請你喝一杯，比如雪利酒之類的，他們會問你想喝什麼。導師大概一天要坐在那裡7個小時輔導學生，當輪到我的時候，導師基本上已經是半醉的狀態了。劍橋和牛津都有不錯的酒窖。這算是一種文化傳統吧。
“科學是發現的旅程。能成為科學家是一種莫大的榮幸，因為我們有機會作為歷史第一人在第一時間解讀大自然的奧秘。”──盧煜明
進入分子生物學的大門
我的理念，即科學是發現的旅程。能成為科學家是一種莫大的榮幸，因為我們有機會作為歷史第一人在第一時間 解讀大自然的奧秘，這總是令人激動的。
從少年時代起，我就對科學抱着濃厚的興趣。那時候，我喜歡閱讀諸如《環球探索》和《科學美國人》這樣的雜誌，也喜歡閱讀科學家們發明和探索的故事。我記得那時學校裏的生物課本中有許多著名科學家的照片，其中一張是沃森和克里克（編按：合稱Watson-Crick，1962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共同得主）站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門前的照片。沃森和克里克就是發現了 DNA 雙螺旋結構的科學家。從那時起，我就對DNA分子和劍橋大學着了迷。劍橋一向是科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，我一直在想，劍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。那時候我就決定以後要去劍橋讀書。當然，後來我也確實做到了。
有趣的是，我就讀的學校有個非常棒的生物老師，他總會教我們一些課本之外的東西。他給我們講解了DNA的相關知識，甚至談到了克隆技術，這都是當時考點之外的內容。恰恰是這些對我來說非常重要，因為它們為我開啟了分子生物學的大門，我也由此進入了這一領域。
著名遺傳學家麥卡蒂（Maclyn McCarty，左）與1962 年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共同得主、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的科學家沃森（右）和克里克（中）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門前的合照。（Wikimedia Commons）
比起當醫生，我更適合做研究
事實上，在就讀醫學專業乃至開始作為醫生實習的期間， 我都還沒有考慮清楚研究和臨床實踐的權重問題。直到積累了大量經驗 我才弄明白自己想要做什麼。臨床醫生的大量時間都要花在臨床工作上，這種工作是不等人的，你的時間完全要被其左右。這樣工作了幾年之後，我意識到，是時候做出抉擇了。基於我所接受的訓練和個人興趣，我覺得自己還是適合實驗室。最終我選擇了病理學，因為可以在實驗室接觸到臨床樣本，這對研究大有裨益。
是的。我想這是由個人的性格決定的吧。拿外科醫生來說，在做手術時必須當機立斷，否則病人就要出問題。而作為實驗室裡 的病理學家，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思考問題，用最好的方式得出診斷 結果。這比較符合我的個性，因為我習慣三思而後行。
對我父親來說，他習慣謀定而後動。我有時候去歐洲度假之前都會先做好準備，確保一切都按時進行，就是從父親那裏學到的。 這在我的科學研究中也很重要，因為做研究也需要事先考慮周全。
《「未來」科學家：未來科學大獎獲獎者訪談實錄（2016-2019）》書影。（Amazon）
盧煜明教授：未來科學大獎獲獎者訪談錄 2-1
原刊於《「未來」科學家：未來科學大獎獲獎者訪談實錄（2016-2019）》，本社獲未來科學大獎基金會有限公司授權摘錄轉載。
